h2009 发表于 2009-6-26 14:16:19

“后政治”时代的高考作文

30年来,中国的高考作文题的改变,总是比现实生活慢半拍。它缓慢地从浓厚的意识形态窠臼中向外挣脱,并随着近几年兴起的新课改,摸索着走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接到卷子时,蒋昕捷习惯性地先瞄了一眼作文题。这是一道以诚信为话题的作文,并没有让他产生特别的感觉。于是先做前面的,其中的阅读理解是道图文题,上面画了匹很大的马,下面的文字提到了赤兔马,蒋的心里“咯噔”一下,“有了”。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5岁就迷上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小学就读过很多遍《三国演义》,甚至连打游戏都喜欢“三国”题材的蒋昕捷,平时就曾琢磨过赤兔马的下落,[法贝网]他根据赤兔马先后跟随吕布、关羽,后病死在马忠之手的情节,杜撰了赤兔马为忠义诚信的关羽殉主的故事。这就是名震中学教育界的江苏省首篇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诞生过程。

    四五十分钟的答卷过程行云流水,唯一不大习惯的,是连监考老师也不时好奇地走过来看一下。这让他心里有了底,“作文还没写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能拿高分了。”虽然古白话文谈不上标准,还把年份搞错了,但这些瑕疵显然并未冲淡给阅卷老师带来的惊喜。

    “语言非常老练,词汇也很丰富,本来给的58分,后来何老师(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说,既然已经58分了,离满分只有2分了,没有别的大的毛病啊,索性给满分。”参加2001年高考阅卷的金陵中学语文教师喻旭初回忆。 [法贝网]

    8年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考场上的情形,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蒋昕捷说,自己并未担心用古白话文写作所潜藏的标新立异的风险,“从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起,高考作文就已经进入了话题作文阶段,我当时看过何永康老师编的2000年优秀高考作文选,里面早已经有四幕剧和故事新编的形式了。”蒋感叹话题作文赋予他的相对自由,“我比较喜欢叙事,现在到了报社也写不好新闻评论,如果当时规定死了一定要写成议论文,我顶多拿个平均分。”

    30年的演变

    进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的“普通高考”页面,“高考作文”是与“高考动态”和“考试大纲”并列的三个子项目之一。这个细节或许可以多少看出高考作文在教育部门心中的分量。

    “在总分150分的(全国高考)语文科目,作文占了60分——在总分200分的江苏、上海和福建也占了70分,是所有科目里单个题目所占分值最大的题;加上中国科举以文取士的传统意识,[法贝网]让无论是考生、老师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对高考作文格外重视。”喻旭初如此分析。

    喻旭初从1978年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阅卷,“1978年的作文题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给了一篇很长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材料,还没有脱离‘文革’前的政治腔调。”他与南京另一位优秀语文教师曹洪玲有一致的看法,即从新时期恢复高考起,直到20世纪末的20年多时间,主宰高考作文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都是政治演绎或者道德审判。”

    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说法的定量分析,来自研究者吴妹喜对1978年至2005年全国统考题文体的统计:1998年以前对文体的要求较严,每一年都规定了只能写什么样的文体,这个时间段里有13年规定了只能写议论文——而这正是演绎政治和道德命题的绝佳文体;1999年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000年以后,有时连诗歌都未做限定。

    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教研室主任付文昌注意到,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在设置语境时有过于虚化的倾向:1990年根据小姑娘对玫瑰园的不同看法,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描写片段和写议论文——都是外国寓言,虚拟的材料。1997年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六年的故事,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

    与此对应,造成的后果,研究者张怀智在2006年设计过一个实验:在一个32人的班内布置了5篇作文,题目分别是《代价》《珍惜》《年味》《放弃》《荣与辱》,[法贝网]5个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均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实验的结果是,在160篇文章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仅十几篇。“这说明学生很少把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作文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作文的内容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是编造的人和事,其中还有网络游戏故事。”

    1999年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中,该年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多次提及。而作为当年高考命题的操盘手,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原组长张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自己的作品,不无得意之感,对于那些准备了满腹套话的考生来说,“这个题目你非得自己去想象不可”。

    但在更多人看来,张雄这个举动是一种无奈的应对。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三篇文章,分别出自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和一位大学文科教师,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对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该刊的立场,可以用次年刊登的文章《误尽苍生》和《我们失去了什么》来概括。而1998年全国高考卷的题目《战胜脆弱》或《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一度成为杂文作者针砭语文教育积弊的素材——吴妹喜在研究论文中写道,“据抽样调查,1998年某省的高考作文试卷,竟然有40%的作文都出现在‘父母双亡’的‘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给考生带来的不只是想象力。北京清华附中特级教师杨建宇提醒本刊记者,“你要注意,从这年起,文体开始松动了。以后话题作文‘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题目自拟’的‘三自’原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法贝网]

    “原来的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的主要问题是格式化和八股化,这些套路都有一套口诀”,而话题作文带来的新问题是,“由于话题作文外延太宽泛,导致宿构(准备现成文章套题)的现象猛增。”杨建宇分析说,“语言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任意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之间只相隔不超过3个媒概念。命题作文虽然‘死板’,但对文题的界定是很明显的,而话题作文给的材料只作为参考,写作时可以不必引用,甚至不必提及,加上过度自由的‘三自’原则,让宿构现象防不胜防。”杨建宇参与2002年高考作文《诚信》的阅卷,就发现《读者文摘》上的一则诚信故事,被好几个学生发挥成了考场作文。“不得抄袭,不得套作,不得脱离材料”的“三不”原则就是针对此种情况提出的。 [法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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