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这四十年 第八十九章 三张旧照片
第八十九章 三张旧照片作者: 陈泰
(一)
三张旧照片，是我和老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历史见证，勾起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老伴是上海支边青年，家住上海虹口区，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青年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1964年6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从此过上半军事化、兵团农工的生活。早晨天蒙蒙亮，随着“嘀嘀--嗒嗒”的军号声起床，集中跑步，然后洗漱、早餐、上班、中餐，下午上班、晚餐、班会、吹号熄灯休息。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说上班就是在大田劳动：打埂、平地、灌水、种包谷(玉米)、割麦子......吃的：那几年尽是包谷馒头,很少有一餐白面馍，米饭更不用奢想。然而包谷是发的，只见那些女生个个白白胖胖，象发面馒头一样。费用：3--5—8，就是第一年每月津贴3元，第二年每月5元，第三年每月8元,三年满后每月31.08元。当然女生每月比男生多发一份卫生纸，还有就是每月休二天例假。住的因为六团离阿克苏近，还都是平房，而塔里木河一带的团场，有好多都是住“地窝子”:一种基本处于地下的简易窝棚。
条件是相当艰苦，虽然这些上海青年是从大都巿来，绝大多数人从小娇生惯养，但他(她)们个个不甘落后，挑起担子一路飞奔，干得满头大汗，不叫苦不喊累。当时老伴工作也和大家一样：曾在畜牧班赶过牛车，在四排养过蚕，后来在四班当副班长。
我当时在连队任蚕桑技术员。(是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一声号令，从江苏、浙江桑蚕学校毕业生中召去的。好多分在一师、二师的各个团场。但在那里发展桑蚕条件并不理想， 没几年桑田荒芜、蚕桑技术人员也纷纷转行搞别的工作了。)我们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只是不固定在哪个班组，随意性大，上午可在四班，下午也可去六班。就这样，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慢慢了解，慢慢认识了她。
(二)
经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簸波，我们七十余名蚕校学生，在阿克苏休整一个星期后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我和兰万生等四人被分在六团。据说，六团原是国民党残部的一个要害机构所在地，也是通往塔里木的关卡要塞。所以住房，交通都很不错。现在六团的70%以上都是1963年、1964年来的上海青年。大家穿着统一的草绿军装，一个个朝气篷勃。见来了几个穿着和他(她)们一样衣服的男性，那些女生在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继而哈哈大笑。
我们几个被分在蚕桑班参加劳动。蚕桑班有12个女生组成，没多久，大家都混熟了，这些女生，她们私下将班里谁、谁、谁和我们几个分别拉上了钩，暗地里开我们的玩笑。搞得我们几个很不好意思。不过那时有明文规定：上海知青三年内不可谈恋爱。
过了有一年多时间，我和兰万生被抽调参加师部组织的“师蚕桑工作检查团“，派驻到地处塔里木河下游的十四团，负责对团场蚕桑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和将情况及时向师部报告。到1967年3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单位。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12条：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回到连队，已经成立两派组织：一派由连排长为首，全连200多人有约75%的人参加其中，我因与连会计一个叫蔡文绍的住一寝室，当时他也因看不惯一些事情，就组织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起初两派也没对立。我也就没有犹豫参加了少数派组织，后来蔡推我当头头，他当军师，与多数派围绕“连队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等问题展开论战，大字报你来我往，派性膨胀达到百热化，两派对立加剧。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这之前，虽然，我与我老伴分属两派观点，但我们已经“相识”。是我向她抛出爱的绣球，写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一个叫杨月芳的四班小姑娘帮我将“情书”转交给了后来成我老伴的“她”。以后鸿雁传书，都是杨月芳作为信使，为我们传递。
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多少回，但在劳动中，她又尽心为我减轻压力。 把自己晾晒的馒头干给我充饥，为我洗劳动后的脏被子衣服。
1968年底，在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我被吸纳为一连文革小组成员。69年5月被抽调参加“工宣队”，先后进驻地方扎木台林场和师大河沿转运站。老伴也被调整到二连子弟学校当上了小学教师。
(三)
以上写了我和老伴的一些相识、相知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但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场景，就是当时写给老伴的一份〈情书>，也有点象现代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除了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我父亲解放初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交待的清清楚楚。显得那么正统、规距。那1968年5月在连队涝巴边由时任文教吴志明帮照的和1969年去阿克苏相馆照的这两张照片，也是那么端正、严肃。这两张照片，到现在，真正成为了我们爱情的最好佐证。
1970年初，老伴来疆后第一次回沪探亲，我当时正在大河沿(即吐鲁番火车站)师转运站“工宣队”工作，脱不了身，只是担当了“中转”送、接她的任务。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待她回疆后不久，我们于1971年元月9日结婚。没有雪白的婚纱、没有隆隆的礼炮，只是将两人原有木板床合拢，铺上新购的褥单，请几个朋友来家啜一顿，相当简单。那时候也买不到东西。有两样不象样的“家具”也还是她托人在农村购的。那有现代人的那种排场和气派。
同年“10.21”日生下我们的儿子。但生孩子的时候，也经历一番曲折。由于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胎儿横位，团部卫生院让她转去阿克苏农一师医院。生下儿子第二天，沸沸扬扬连队传开了，说“文教他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生下来当时有一个就死了”。我半信半疑，立即带着一只鸡，一筐鸡蛋，骑着自行车走了35公里路，去医院看望她。只见老伴躺在床上，一脸疲倦。我走到床边，她醒了，轻轻地对我说：是个男孩...同病房的人断断续续告诉我:先下来一只腿，医生折腾半天才生下来，又不会哭，医生提一条腿倒过来拍打两下屁股才哭了,后来放在保温箱里了。所好我原来苏州蚕校的班主任石红菊老师此时也调任在阿克苏四中当教师，我就到她家炖了鸡(内加核桃仁)。石老师陪我到医院，可能老伴当时有些激动，吃了鸡后突然难受起来，大粒汗珠滚落，医生检查说是心脏病发作,马上报了“病重”"展开抢救，方转危为安，医生交待：千万不可生第二胎！
转眼到1974年，儿子也长大能自己走路。我也因离家整整十个年头，决定全家回乡探亲。在回到家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整日为我们操劳着好吃的菜肴，父亲整日将孙孙骑在肩上走遍家乡的大街小巷。然后，我们一起在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留下难忘时刻的宝贵镜头，这张照片，到今天已有33个年头。而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与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是我与我父亲的最后一次合影......
（ 本文写作时间：2007-11-17） 大爷
终于找到你了，呵呵
你辗转了好多论坛啊，呵呵，留言都没理睬，呵呵 2# 道情先生
谢谢你，因为我在奔波，没有及时看到你的评语，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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