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这四十年 第一章 我的1962
第一章 我的１９６２作者：陈 泰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专技校被砍、停办，毕业生回乡待分配。(注: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高校。它位于姑苏城外，阳山之麓、运河之滨的浒墅关镇上。该校创始于1904年。1911年改为公立，迁址于吴县浒墅关。从1918年起，由郑辟疆先生担任校长。.....至1956年，制丝与丝织二个专业与蚕桑专业分开，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浒墅关蚕桑学校。至1958年又恢复大专，与中专并存，改名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1962年中专停办。)
１９６２年６月， 我怀揣毕业证书离开苏州蚕校，背着简易的行囊，坐公共汽车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江苏省苏北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现在的姜堰巿。
当初，就是因为家境困难，想考个中专早些毕业出来挣钱，养活自己，为父母减轻负担。可现在划了个圈又回到起点，又张了一张血盆大口，回来啃父、母的那根老骨头。加之，还拖着“肺结核病”的病体。除日常三餐，还得购买治疗的药物和必要的营养，父母费尽心机，供养着我。(这时，我的大哥已于1956年支边去了内蒙包头钢铁厂白云铁矿，二哥在南京上大学，一个弟才刚虚８岁，在上小学)。
一天的早晨，父亲早早上班去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大口吐起鲜血，母亲急的不知所措，有好心人立即去店里叫回父亲。
父亲从橱柜里找出那多年不用的墨盒，研磨了浓浓一小杯墨汁，招呼我三两口喝下肚去，他让我躺下好好休息，父亲说：
“儿子，不要紧，有爸爸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好生养病，其他的你不用去想。”
自这天以后，每天早晨，妈妈都要烧一只水煮鸡蛋，为我补养身体。静躺了数日，待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又像一只无头苍蝇出去，有时帮派出所、居委会做点抄抄、写写的事，有时去县工人文化宫转转，有时就拿着毕业证书，跟一帮待分配的同学跑县劳动局等待安排。
也还是忙的很，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是县劳动局优先安排了一批待分配的学生，我也名列其中，被安排到白米粮站临时工；二是我的病情也似乎没那么严重了，一些病症也消失了......
我一下子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世界多么美好，生活充满希望。我又可以像一只小小鸟，在天空自由翱翔！
白米，位于姜堰东边不足二十里路，一个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的小镇。
我第一次坐轮船去白米粮站，报到安顿好后，一个人沿着镇上唯一的一条大街走着，看着。虽然建筑设施简陋，商品并不丰富，人们的穿着也很粗俗，但心情却十分舒畅。
粮站位于镇子的西边，门前一条大道，再前就是通扬河，河水慢慢流淌，船儿悠闲自在停泊在水边码头，一群鸭子在水上自由自在地游荡。粮站后边是一家集碾米、榨油、酿酒一身的粮食加工厂，称“白米米厂”。粮站与米厂有便门相通，粮站与米厂在一个锅台起伙，粮站与米厂不是同一行政领导，但同属一个党支部。
粮站有正、副站长各一人，开票、收款、司秤、检验、保管等大约八、九个人。收款和检验是两个老人，人们尊称他俩：王爹，刘爹。王爹像老夫子，干起工作慢条斯理，一点不慌张的样子，从不和别人吵架；刘爹则又魁又粗，每天早中晚都喝酒，一大碗饭一大碗酒，菜并不讲究，一碟花生米，一盘罗卜干，边喝酒边吃饭，从不变样，发起火来，亲爹妈都不认。
正站长姓周，部队转业的，一脸麻皮；副站长姓李，当地人，对人和蔼。
我的工作是门巿司秤，也就是人家来买米、买面、买油，付款开据后，我就凭票给人家秤米、秤面。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秤：秤和磅秤。杆秤检查准确度，磅秤则要将磅秤面板下的一个球拿起放到面板上，检查磅秤的四只脚是否支平。检查完后开始整理，然后等待顾客上门。
“上门要笑脸相迎，称秤要公平合理，不能粗暴待客。”这些都是昨天上岗前领导一再交待的。
上班没两天，一个名王吉永的年轻人被清退。说是他开票时贪污什么的，我听了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
那些年粮食定量供应，粮站工作也不是太忙，加之伙食可以，二角钱一份荤菜，几分钱一只素菜，没过几个月，我就长得又白又胖，上磅一秤：１２０斤！好家伙，人们见了都称我是“小胖子”了。
每月５号，是发薪的日子，每当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从１８元的薪水中抽出５元，然后塞到一个信封里，从邮局寄给当时在上大学的我二哥， 为父母解了一点燃眉之急。
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当地农民交公粮的日子。车推船运，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也是刘爹最为忙碌的日子。他要对每个农民交的粮食进行检查：手一扔，两粒稻谷到了口中，只要轻轻一咬，刘爹就能报出水分７５％或者是８５％。抓一把摊放在手心，一看就知杂质是多少。每一送来的粮食都要经他的手，都要一一进行检查，还要亲自过磅，结算。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领导就让我去帮过磅、结算。那是不分早晚，只要农民送粮来，就得开仓验收。
第二忙，是农民们交了公粮，然后再购买“返销粮”，每家农户虽然不多，但这是他们的救命粮。一到这季节，也是起早贪黑，不分时间地为他们服务。而要命的事也就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那时的我已基本适应了自己的工作，也很满足目前的这种工作、生活环境。母亲曾亲自到粮站看我，在粮站住了一宿，回去后连连对人说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在不久前苏州蚕桑学校发来《通知》说让分配去新疆农二师，父母都不同意，我也没理会。
这次，正是农民购“返销粮”的时节，因为人太多、太杂、太忙，每天晚上和门巿对帐，我都少一、二张支付白面的发票和支付大米的“粮筹”。后来大家留心，终于发现是在忙的时候，有人趁我低头秤磅偷走了“粮筹”和发票，而第二天，第三天再来秤大米和白面时我又没有发觉，重新支付出去，最终盘结，当月亏空有近千斤粮食......
也就是这个关键时刻，某一天，我小学时至交黄明义，骑自行车从姜堰来到白米，用粮票购买了几十斤大米。中午我在后边米厂打了半斤酒，两人喝后，黄明义要回姜，见黄有点不胜酒力，我没有思考，也没给领导请假，推上粮站的公用自行车，又用热水瓶去米厂灌满酒，要送黄一程。来到公路上，突然发现米袋子有点漏，两人下来重新捆扎，不想那停在边上的车侧倒下去，热水瓶也“呯！”的一声爆炸了。一瓶酒横流满地，空气中迷漫开浓浓的酒香。这时我感觉特别懊丧，二话不说，骑上车，一口气将黄明义送到姜堰。待我再返回粮站，已是下午4点过，粮站挤满前来购粮的农民，粮库大门上的锁被砸开了，李副站长正在为农民们秤粮。见我回来，李副站长铁青着脸，让将库房的钥匙交了出来。第二天即宣布：我被辞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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