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这四十年 第六十一章 老干部处

陈泰

第六十一章   　　老干部处

作者：陈　泰

　　当时医生就让蕴玉住院。蕴玉不干，说过了就没事。我想，医生说的跟蕴玉犯病的情况基本相符，让医生再检查检查应该是好事，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医生用上海话给我们说：
　　“这种病，你们不要不重视。这病一次比一次要严重的。”又说：
　　“这次算碰上我，我可是学的就是神经内科。”后来，我们知道他姓冯，叫冯经元，是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蕴玉坚持不住院，冯主任就给开了些镇静药，笨比巴妥什么的，交代说：这种药吃了就不能停，不然要负作用。回去后，蕴玉想起“负作用”就一粒也没吃。
　　反正奇怪，犯病后蕴玉就又跟好人一般，一点也看不出是刚刚犯了病的。
　　也因为冯主任介绍的病症，有一些也不完全符合蕴玉的情况，她没有先兆、幻嗅、眩晕等症状，“脑电图”也查不出“癫痫波”，所以我也没坚持让蕴玉吃药。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这天上午，公司副总经理柳学宏电话通知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去了，不知道什么事，坐在那发呆。柳副总原是长洲厂副厂长，前年调到公司副总经理，年龄与我相差不大，江苏泰州人，他说话不拐弯抹角：
　　“老陈，恭喜，公司总经理办公会通过，你提为公司老干部处副处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一听，愣在那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
　　“柳总，你开玩笑？”
　　“没有，是真格的。文件下午就发。再，你去准备一下，下周去北京参加部里老干工作会，你去将情况摸一下，会上要汇报的。”说着将一份部召开老干工作会的《通知》交给我。
下午，公司司人（１９９０）４２１号文件下发：聘我为公司老干部副处长，同时公司宣传部干事邱三桃被聘为公司监察室副主任（副处级）。公司纪委与监察室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老干部处办公室也在四楼，现仅有一办事员张劲。
当天下午，我就将办公桌搬到老干部处，邱三桃也将办公桌从宣传部搬到了纪委办公室。
我将部里的会议《通知》给张劲看，就请他将《通知》上要求的一些基本数据告诉我。
当时全公司有离休干部３１６人，其中厅（局）级４人，县（处）级７７人，享受县（处）待遇１８９人，一般干部３０人，尚未办理离休手续１６人；易地安置４５人，其中省外易地安置３７人。党员２８８人，非党２８人；男２９６人，女２０人。另外又对这几年来组织老干部开展活动的情况初步摸了底。
因为好多政策，我还一窍不通，只有到会上认真学习别的单位的经验和听取领导的讲话。回来很好地贯彻执行就行。
在北京的会议上，我听到了一些全新名词，学到了一些全新的理念，思想在急速的从“纪检、党风、廉政”这些词语迅速向“老龄化、五个老有、两项待遇”这些名词转化。
在北京，开会期间，我还特意去看望了离休后回到北京的原公司（基地）副主任王竞，他家住在翠微路，从我们开会的三里屯到他家，真是七拐八弯。
当我提着一些大包小包“慰问品”找到他家时，王主任和他老伴儿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笑。他们说，回北京这多年了，这是第一次见“娘家人”。中午就在他家，吃的是稀饭、包子。
从北京回来后，又参加了省国防科工办党委组织召开的“老干部工作会议”，又立即着手准备春节慰问（离休老干部、退休厂级干部），准备传达贯彻省、部老干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当时，春节慰问，一般采取实物，主要是因为钱不多，平均每人７、８０元，不像现在一人２００，封个红包送过去就成，大家轻松。只有一般一人一桶食油、加点水果或者茶叶或者其他酒类或者买些米、面。所以工作量也是比较的大，要先一包一包、一袋一袋或一箱一箱扛回来，再用车拉到工厂，一家一家的走访、分发。当时要求有公司领导参加，礼品要发到老同志们的手中。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党组织的温暖。